黄鹤楼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孩子在学习这首古诗，我也借机查资料，以了解此诗创作背景，意外发现崔颢原来是个谜。结合资料，撰得此文，希望能以崔颢的视角，复原他在黄鹤楼上的所见及所思，心境纯属虚构，只为抛砖引玉。
我（崔颢）来到了闻名遐迩的黄鹤楼，不巧仙人正乘着黄鹤，腾空而起，飞往天际，留下孤零零的这座楼，从此，黄鹤楼不再有仙人。我试图追寻仙鹤的踪迹，却发现空荡荡的天空只有几朵白云，舒卷悠悠，亘古如斯。
带着惆怅，我眺望黄鹤楼对面的汉阳城。天气晴朗，大河奔腾，我甚至能看到对岸的汉阳。汉阳，那是钟子期的故乡，是“知音”者的圣地，他怎么那么幸运，就能遇到赏识他的伯牙呢？樵夫钟子期也许就是在汉阳那棵树下欣赏了伯牙的琴音吧。
岸边有个沙洲，那就是有名的鹦鹉洲。当年，东汉弥衡被江夏太守黄祖处死后，就埋在了这里，因为他写下了著名的《鹦鹉赋》，所以对岸就被称为鹦鹉洲。弥衡为什么就遇不到赏识他的人呢？
弥衡的身世，让我感到同病相怜。我们都不是名门望族之后，却都有着出众的才华，而且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——狂放不羁。我20岁就中了进士，这在大唐那么多诗人里，算是数一数二的吧。
陪伴弥衡极端才华的，是他的极端高傲，他性格刚直，不会花言巧语，当着一群人的面，骂过曹操，也骂过刘表，最后骂黄祖，他的不识时务，终招来杀生之祸。“尚气刚傲，好矫时慢物”，是《后汉书》对他的评价。
我很佩服弥衡，我和他很像，我虽然很狂，但我不说假话，我只说真话。当时名士李邕招待我，我献了一首诗《王家少妇》给他，对，就是那首“十五嫁王昌，盈盈入画堂”开头的诗歌。我觉得这首诗观察和捕捉到了少女的心思，是好诗。没想到李邕非常不喜欢，骂我“少儿无礼”。 原来，我那份未经雕琢的真率，便是一种最大的无礼。也罢，既然这“不识时务”成了我的注脚，我便也只能承受这“有俊才，无士行”的评价。
我幸活至今，可是这文坛，知音难觅。我没有什么朋友，也没有和诗，甚至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世，当然，我也不想告诉世人太多。王维和我年纪相当，才华也相当，但他是太原王氏之后，和玉真公主等皇亲贵族交往密切，多有贵人相助，他就稳定、安逸得多，不像我，一生漂泊，四处漫游。其中况味，几人能知？
日暮西沉，我也想念让我心安的故乡，但我找不到故乡。流淌的长江，正泛着烟波，滚滚江水，将带我去往何方？
我的心，已无家可归。
注：
[1]崔颢，704年生（闻一多先生考），723年中进士，754年去世（安禄山叛乱之前），享年50岁。他一生仕途坎坷，官职一直不高，早期多描写闺情，风格浮艳；中年去山西、辽宁游历边疆，从此诗风大变，风格雄浑奔放，气势宏伟。《黄鹤楼》流芳千古，被严沧浪称为七律之首。李白号称谪仙人，但其狂放在崔颢的狂放面前，也感到自愧不如，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李白一直放不下这个心结，最终在金陵写下了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，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”，但是，李白的愁，和崔颢的愁，不是一个愁。
[2]有说崔颢是博陵崔氏后人，如《崔颢新考——以新出墓志为中心》（2019）一文提到墓志正文有“博陵崔颢”，但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唐才子传》，在记载崔颢时，只字未提他的家族背景，如果真是后人，史书一般会记载，此外士族家风严谨，而崔颢的不识时务，表明他从小的生活习惯并未受到太多规范；士族通常联姻，崔颢据说换了好几个妻子，若是名门望族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即便是望族之后，也是远支。
[3]至于崔颢是否献了以女子为主人公的诗于李邕，傅璇琮在《唐代诗人丛考》的《崔颢考》中认为“恐都系传说之词，不尽可信”也。宇文所安在《盛唐诗》中认为，崔颢不可能不知道献诗礼节，这件事应该是恶作剧。笔者认为，无论传说真假，其核心都反映了崔颢在世人眼中“不合流俗”的狂士形象，也许崔颢没有意识到，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大唐，已经不是南北朝。他的性情使得他不与世人同，不然为何连这么伟大的诗人，其出生年、字、墓都不可考呢？好一个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
[4]诗人通常会表现出思乡之情，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了自身的稳定，系统性地剥夺了他们最渴望的情感与文化归属感——仕途官员不允许在自己的故乡为官，还会被频繁地调任。学而优则仕，走上仕途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和习惯，去往新地，成为“外来的官员”，面对一群陌生人，小心翼翼地处理职场关系。他们的人生成就是在外地的漂泊中取得的，但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的精神状态。直到告老还乡，落叶归根，心灵才能安定，这种愁才能消减。
[4]崔颢和祢衡，他们在精神谱系上同属一脉，都是用惊世才华作为武器，来对抗这个世界的权威。但是，东汉祢衡一直很率真，而崔颢则从唐之前的率真之风，逐渐走向深沉，《黄鹤楼》借景抒情，直到末句才含蓄得表达出自己的情感，仿佛印证了宇文所安在《盛唐诗》的一句话：“盛唐诗人学会了隐藏”。